钱穆先生（１８９５～１９９０）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见的通儒，读书淹贯经史子集四部，著述宏富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是其一生著述的集成，连“总目”在内共五十四册，约一千七百万字。《全集》所收多种单行本著作，近十余年先后由商务印书馆、三联书店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，最近安
有学者将钱穆先生的著述分为三大类，即专门著作、通俗著作和介于二者之间的“非常时期”的“非常之作”，专门著作中有《先秦诸子系年》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《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》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和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》等等（见韩复智《我所认识的钱宾四先生》）。要对这类著作做一公允的评说，因识见所限，无能为力；此处只选择稍微熟悉的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》第八册（以下简称《论丛八》）略作讨论。《论丛八》除自序外，收论文二十六篇。“自序”作于１９７９年，钱穆先生在序文中述及民国二十年秋在北京大学讲授“近三百年学术史”以来研究清代学术之简况，前后近五十年，可见他对此一专题的长久关注。大致而言，钱先生关于清代学术史的著述，以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（以下简称《学术史》）、《国学概论》第九章“清代考证学”和《论丛》第八册最为重要。因第八册所收二十六篇论文此前不易见，更重要的是其中《〈清儒学案〉序》一篇牵涉诸多问题，故有必要对第八册作一述评；举一反三，由此亦可推想《论丛》的学术思想含量。
“学案体”及读书法
无论是《论丛八》，还是《学术史》和《国学概论》，钱穆先生在论某家之学时，常用《明儒学案》式的“学案体”或《颜氏学记》式的“学记体”方式来组织材料讨论问题。“学案体”和“学记体”虽略有差异，然皆重视采录学人的著述来显现其学术思想。钱先生在运用这种方式时，已有变通之举，那就是加强自己的判断和论述；不过，这种方式在不同的著作中表现的程度并不相同。在《国学概论》第九章中，摘录只是点到为止，在《学术史》中空间稍大，然亦受整体的学术史的结构的约制，亦不能全面展现；这种不足在《论丛八》中则得以弥补。譬如经过胡适、顾颉刚等大力表彰而“复活”的姚际恒（立方）在《学术史》中附于阎若璩毛奇龄之后，所占篇幅不过一页纸而已，而在《论丛八》中有两篇文章分别论及姚氏所著《礼记通论》和《诗经通论》；又如以编《朱子年谱》名世、作为宋明六百年理学殿军的王懋?（白田），在《学术史》中附在李穆堂之后，而在《论丛》中则有二十一页纸的长文。此种篇幅上的差异，是因各书体制和作者读书范围变化造成；这种差异的存在，也表明我们在读《学术史》时，在了解钱穆先生的清代学术史研究时，不能忽略《论丛八》的价值。事实上，钱先生在写这批论文时，有扩充增补《学术史》之意。检读《论丛八》，发现钱先生在行文中至少有十五次提及《学术史》；扩充增补《学术史》之意亦多次予以明示，如关于吕留良的《吕晚村学述》，“此篇稽之《晚村文集》，撮记其生平，以附本编稼书一篇之后，并以补往年《学术史》旧著所未详。徐世昌《清儒学案》摭述张杨园、陆稼书两家著述有关晚村生平者数事，殆似未见晚村集也。余撰《学术史》时，亦已据《晚村文集》，惟今所述，与《学术史》详略互异，读者可参阅。”（第１３６页）《论丛八》中除十一篇与《学术史》所论人物直接对应外，另外十人也可补《学术史》之未备。
钱穆先生喜用“学案体”或“学记体”这种传统的著述体例，其实隐涵了一种读书治学方式。这种体例要求撰者从头到尾看某一学人的著述，并细加体会从而择其精要。韩复智尝记录钱先生九十三岁在素书楼授课时的言语，其中有一段涉及读书方法：
我没有什么长处，如果说有的话，就是我有恒。我读书有恒。我每天必读书，一家一家、一本一本的从头到尾读。（见前引文）
话语质朴无华，但其中却有大道理，那就是持之以恒地“一家一家、一本一本的从头到尾读”，此即虚心体察的涵泳工夫。读书，先要平心静气体会著作者的为文意旨，若先存己见和怀疑，则读书不能入其内。严耕望回忆钱穆先生关于“我所提倡的一种读书方法”演说中有一段文字可与上文比照：
读一书，先要信任他，不要预存怀疑，若有问题，读久了，自然可发现，加以比较研究；若走来就存怀疑态度，便不能学。（《治史三书》第２４２页）
这两段文字，其神理与《朱子语类》以及朱子在其他著述中论读书法的文字近似，钱穆先生编《朱子新学案》，将此类文字集辑一处，如“先儒旧说，莫问他是何人所说，所尊所亲，所憎所恶，一切莫问，而惟本文本意是求，则圣贤之指得矣。若于此处先有私主，便为所蔽，而不得其正。”就在其中。（《晦庵文集》卷四十八）朱子读书法所具有的指导作用和理论价值，在中国是无人可比；钱先生是近世朱子学的最大功臣，承继并践行此法，其轨迹在《论丛八》中历历可见。《王船山孟子性善义阐释》一文，专就王夫之《读四书大全说》一书，将其中关于阐释孟子道性善之义的文字撮列举要，在所选文字之后加上按语，此乃先倾听前贤如何说，然后以己见与前贤商量讨论，务求“透露其精神，发明其宗旨”（第３６２页），而在论文前后，又有放开眼界作比较之语，将船山所述与前后学人略作比较，以示此问题源流衍变。此专就王夫之而言，而针对学人的众多著述所作的“学述”，在《论丛八》中有陆桴亭、顾亭林、陆稼书、吕晚村、王白田、钱竹汀、罗罗山、朱九江、章太炎九篇。在论说王懋?（白田）的学术思想时，钱穆先生将其置入晚明以来朱子学的流衍之中考量，白田的学术活动集中在乾隆一朝，所以他“治朱子学，所信重固在义理，而其探讨之方法与途径，则一如当时之学风，主要在考据与注释之两者。”（第１９０页）也就是说白田以时人考据经学之法来治理学，所得甚丰；白田治朱子书外，亦旁及于考史，然“白田考史论史，率多从朱子语触发引申，非能从史籍自有超卓潜深之研究，此乃考据学者一通病。乾嘉以下清儒治经，自标以为汉儒之经学，然于古经籍及大义乃及汉儒通经致用之精神，渺不相涉，既已漫失其纲宗，徒于散末处枝节分别，以考以辨，用力甚勤，而所得实觳。”依钱先生之意，白田治朱子学，虽所得甚丰，然“自有一限量”（第２０２页）。读书要能入乎其内，又要能出乎其外；钱穆先生这段文字正是出乎其外的断语。我们常为大家著述中高明的断语所折服，其实此类精简的语句背后有大量的证据、史实和推导过程作为基础，而这些又不是一本书所能提供的，而是在“一家一家、一本一本的从头到尾读”中得出的。
考据学地位的变化
以上引评说王白田的一段文字中，可看出钱穆先生对乾嘉考据之学的评价并不高。钱先生擅长考据，《先秦诸子系年》即其代表作，此书也确立了他在当时的学术界的地位；然观其一生著述，以考据见长的著作比重较小，他的理想似是在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，他更看重的是通人之学，而不是专家。
做通人的读书方法，要读全书，不可割裂破碎，只注意某一方面；要能欣赏领会，与作者精神互起共鸣。
〔梁〕任公讲学途径极正确，是第一流路线，虽然未做成功，著作无永久价值，但他对于社会、国家的影响已不可磨灭！王?国维?先生讲历史考证，自清末迄今，无与伦比，虽然路径是第二流，但他考证的着眼点很大，不走零碎琐屑一途，所以他的成绩不可磨灭。考证如此，也可跻于第一流了。（分别见严耕望《治史三书》第２４２页、２５０页）
这两段文字足以表现钱穆先生治学的旨趣，考据之学只是治学的一种方法，倘若用力于此，亦须高远的眼光。在《论丛八》中有一文论说朱次琦（稚圭）之学，以为朱氏将学问分为经、史、掌故、性理、辞章，而独不及考据乃宏达之见，“乾嘉诸儒意欲以汉学摈宋学，遂言考据。考据乃治学中所有事，岂能自成为学？”（第３１６页）此文未标明写作发表年代，不知是钱先生早年文字还是晚年文字，但他对考据学的评量自三十年代以后是一贯的，以下将其三种清代学术史研究文献中重点讨论的学人依次列出，因为收录在《论丛八》中的《清儒学案序》有重要价值，亦别裁列出，以略见钱先生对清代学术史的选材、章节设计的变化。
《国学概论》第九章“清代考证学”，成于１９２８年
黄梨洲、陈乾初、孙夏峰、李二曲、陆桴亭、王船山、颜习斋、李恕谷、万季野、顾亭林、阎若璩、胡渭、惠栋、江永、戴震、段玉裁、王氏父子、凌廷堪、焦循、阮元、章学诚、方植之、庄存与、刘逢禄、魏源、康有为、黄以周、俞樾、孙诒让
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（按章目次序），成于１９３７年
黄梨洲（附陈乾初、潘用微、吕晚村）、王船山、顾亭林（附马?）、颜习斋李恕谷、阎潜邱毛西河（附姚立方、冯山公、程绵庄、胡东樵、顾宛溪）、李穆堂（附万孺庐、王白田、朱止泉、全谢山、蔡元凤）、戴东原（江慎修、惠栋、程易田）、章实斋（袁简斋、汪容甫）、焦里堂阮芸台凌次仲（附许周生、方植之）、龚定庵（附庄方耕、庄葆琛、刘申受、宋于庭、魏默深、戴子高、沈子敦、潘四农）、曾涤生（附罗罗山）、陈兰甫（附朱鼎甫）、康长素（附朱子襄、廖季平、谭复生）
《清儒学案》所列六十四学案（学案二字略），成于１９４２年
孙夏峰、黄梨洲、张杨园、陆桴亭、顾亭林、王船山、胡承诺、谢文?、李二曲、颜习斋、陈乾初、张尔岐、应?谦、费密、汤斌、陆稼书、毛西河、李恕谷、唐甄、刘继庄、彭定求、邵廷采、劳史、张伯行、杨名时、朱泽?、李穆堂、汪绂、陈弘谋、雷?、张秉直、韩念周、全谢山、戴东原、程瑶田、汪缙、彭绍升、章实斋、恽敬、凌廷堪、焦循、阮元、姚学?、潘咨、唐鉴、潘德舆、黄式三、夏?、方?、吴廷栋、李棠阶、魏源、鲁一同、罗罗山、朱次琦、陈兰甫、曾涤生、郭嵩焘、刘蓉、刘融斋、黄以周、张之洞、刘光?、郑杲
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》第八册，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
朱舜水、陆桴亭、顾亭林、王船山、顾祖禹、陆稼书、吕晚村、阎若璩、姚际恒、王白田、戴东原、姜白岩、钱大昕、段玉裁、章学诚、崔东壁、魏源、罗罗山、朱次琦、康有为、章太炎
《国学概论》以“清代考证学”标目，只是示有清一代学术之所胜，故在该名目下容纳了不少理学人物，这一批人物与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所列人物近似，钱先生在论说考据学的兴起时，将其原因归结于文字狱，于当时流行之论点无多大分别。简言之，钱先生此时对清代学术史的看法似在梁启超的范围之内。而至《学术史》，情形有较大变异，最明显的是几位朴学的代表人物如段玉裁、王氏父子、俞樾、孙诒让已无一席之地，而朴学系列之外的学人数量大大增加。更重要的是在人物变动之后，还有重要观念的转变或提出。在此书第四章中，钱穆先生对顾亭林的“经学即理学”说之来源予以梳理，以为此说非亭林首创，钱谦益已有相近论点在前，而在钱氏之前，归有光已有决破南宋以下理学藩篱之说，其“讲道”“讲经”之论为钱氏所袭，此亦即亭林经学理学之辨，故亭林之说，“终亦不能远异于其乡先生之诸论耳。近人既推亭林为汉学开山，以其力斥阳明良知之说，遂谓清初汉学之兴，全出明末王学反动，夫岂尽然？”（第１５４页）此论显然是针对梁启超、胡适的“理学反动说”，这表明钱先生的已有自己的论点；另外，他指出清初考古博雅之风，乃是激于当世之时文举业而起。总之，亭林用“以开后世之涂辙者，明人已导其先路。”（第１５６页）如此解说，重在强调明清学术发展的连续性。
“每转益进”说的确定
至《〈清儒学案〉序》，人物变动更大，就其中所列人物而言，它几乎是“有清三百年理学大纲”（第３６２页）。“有清三百年学术大流，论其精神，仍自沿续宋明理学一派”，这就从整体上消解了考据学的中心地位。
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，则清代乾嘉经学考据之盛，亦理学进展中应有之一节目，岂得据是而谓清代乃理学之衰世哉？（略）宋明以来相传八百年理学道统，其精光浩气，仍自不可掩，一时学人终亦不忍舍置而不道。故当乾嘉考据极盛之际，而理学旧公案之讨究亦复起。（略）明遗之所得在时势之激荡；乾嘉之所得，在经籍之沉浸。斯二者皆足以上补宋明之未逮，弥缝其缺失而增益其光耀者也。（第３５７～３５９页）
乾嘉学术之所得，不过为宋明理学拾遗补阙而已。“学术之事，每转而益进，途穷而必变”，理学之统系并未断绝，至乾嘉之际又得新生，以上即钱穆先生关于清代学术史的“每转益进”说。至此，关于宋以来学术思想史的筋脉打通；而在重要细节方面，还有一些问题尚须清理，以求整体轮廓和充实轮廓的材料协调一致。这些问题围绕顾炎武、段玉裁和钱大昕展开。
在《论丛八》中收有发表于１９７３年的《顾亭林学述》一文，此文“专拈其于理学中尊朱斥王之一节”，以证亭林确尊朱子，而《日知录》“实为后人治朱学者开辟新疆宇，贯输新血脉”；（第７４页）“亭林尊朱贬王，故其言义理，必折衷《孟子》于《论语》，使持心学者无所措其辞，而经学理学亦未见相歧，此实学术思想上一大关键。”（第７１页）《读段懋堂〈经韵楼〉集》不明写作发表年代，此文以考证见长，“会合而观，则懋堂之学术途径与其思想向背，自始以来，显不以经学理学相对抗意。而其同门如王石?，至好刘端临，亦皆绝不作此想，此可见当时之学风。”（第２６６页）
在朴学谱系中最难疏通的人物或许是钱大昕。值得特别一提的是，钱大昕在《国学概论》《学术史》《清儒学案序》中皆未明确标出其名字，这不会是无意的遗漏。嘉定“九钱”在清代学术史上地位非同一般，梁启超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多有表彰文字，后来张舜徽先生撰《清儒学记》亦专列“钱大昕学记”。钱穆先生在《清儒学案序》“实斋学案”中有一段文字称其一门学之盛，照映当时，“然竹汀持论大体，颇亦鄙薄宋儒，不能出东原之范围。”（第３７３页）以此推之，钱穆先生编学案、写学术史似重在学人所持之论，即重思想而轻学术，此点与梁启超取径不同。然钱大昕终不可绕过，故《论丛八》中有长文《钱竹汀学述》（发表于１９７１年）解决其论学倾向问题，以为竹汀为学主于持论执中，实事求是，未尝以汉学自居，又因《十驾斋养新录・余录》中录朱子《与陈同甫书》一段文字，推想钱大昕晚年“对当时学术异同上之情怀”；晚年论学文字有似亭林者，而《十驾斋养新录》从博学多闻方面亦效仿《日知录》，诸如此类，其意在找出他与戴震的隔阂或不同，进而证示戴震乃孤军。然钱先生的这一梳理，感觉上并不是让人十分信服。不过这点不足，倒并不影响“每转益进”说的价值。丘为君曾撰文《清代思想史“研究典范”的形成、特质与义涵》，以为二十世纪关于清代思想史的研究有三个最具影响的学说，即梁启超与胡适的“理学反动说”，钱穆先生的“每转益进说”和余英时的“内在理路说”，“余氏的学说，在某种意义之下，是在钱穆学说既有的基础上前进的，余氏从宋明儒学本身内部的义理结构与历史的发展，来找出宋明的理学走向明末清初的考证学的‘内在理路’，就理论的本质而言，是与钱穆以‘继承――发展’为精神的‘转进说’相契合的。”梁启超与胡适的“理学反动说”影响相当广泛，此说也确有其价值；不过从长时段来考察中国学术思想的流变，钱穆先生的“每转益进说”及其弟子余英时的“内在理路说”更有高瞻远瞩之气象。
 |
